在本栏写完一篇关于“们”字之滥用的文章后，偶阅内地出版的《置业新地》，在一篇杂文中看到如下的句子：

　　“……尤其是铅字排印的方式，使得后来读者在字里行间中，不知不觉地体会铅字们的凹凸质感，指尖和字面的摩擦，不正象征我们与作者的切磋琢磨吗？”

　　将“们”用于死物的“铅字”，这位作者的中文，确令我大开眼界，比之唐德刚的“观众们”“更上层楼”，更用得“出神入化”。

　　无独有偶，看完“铅字们”，又在书肆间看到一部书《那些才女们……》(蔡登山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八年十二月)。既然已用上了“那些”，居然又“们”，和唐德刚的“那些老人家们”，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些才女”，已经标明了有很多，何须再画蛇添足来个“们”！

　　蔡登山在台湾颇有声名，拍过《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写过《色戒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等书，我都有看过，印象不错。这部《那些才女们……》，写了一十八个民初以来的女作家身影，料亦可观，犹豫再三，也买了。

　　果然，此书的写作策略相当高明，下笔着重“才女们”的婚恋故事，笔法八卦，读来津津有味。可惜的是，书中征引，蔡登山没有注明出处，也没列出参考数据，这只能当作消闲读物，而非严谨的著作。其实，如果能增数据出处，当可令读者“们”更为信服。

　　书中所述的“才女们”，包括陈衡哲、白薇、庐隐、凌叔华、冰心、石评梅、罗淑、丁玲、杨刚、陈学昭、萧红、苏青等，蔡登山娓娓道来，虽然没有什么秘闻，但仍足引人入胜。加上他对“才女们”怀悲天悯人的心，读之更为感喟。他写道：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女作家里面，有几位是在风华正茂、才思正涌之际，却香消玉殒，英年早逝的。其中石评梅在二十七岁之际，因悲情人高君宇之逝泪尽而亡；庐隐在三十五岁那年因临盆难产，子宫破裂，流血过多而去世；罗淑也是在三十五岁生产后因产褥热而身亡的。她们都是才堪咏絮，健笔如飞的……不禁让人深深觉得‘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尽时花已空’，在原本不多的女作家群中，因为她们的匆匆而逝更显寂寥！”

　　有些才女的情史，令人不敢恭维。如丁玲既和胡也频同居，俨如夫妇，并声言是爱他的，却对“丑男”冯雪峰生出情愫；到胡也频成了烈士，冯雪峰使君有妇，还写了封“不是情书”的信给他，大诉“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

　　又如凌叔华，已和陈西滢共结秦晋之好，却又和一位由英国来武汉大学任教的诗人朱利安.贝尔“过从甚密”；这事迹，虹影将之写成一部小说《K》，其中还有露骨的性爱描绘。读者“们”欲追踪某些“才女们”的风流逸事，这书可增见闻，足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蔡登山在《题记》中云：“这些女作家哀乐倍于常人……”在“女作家”之后，居然没“们”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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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登山的《那些才女们……》把集政治家、文学家、编辑、记者于一身的杨刚，也列为才女。杨刚在中国共产党史上、新闻学史上，确是一位才女；但文学的才华却不算特出。她最值得我们研究的，是她和香港报业的关系。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她的情史。

　　当然，蔡登山的书，就专注这方面的发掘，读来也颇有趣味。

　　杨刚祖籍湖北沔阳，一九○五年生。二十年代，她在江西南昌读书。二六年，革命军北伐时，杨刚与一众同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拥护北伐，向老百姓讲解革命道理。这是杨刚参与政治活动的先声。

　　在这时，她爱上了革命启蒙老师林源。这位老师经常戴着黑色宽边眼镜，举止彬彬有礼，颇有学者风度；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获派搞农民运动，负责组织农民武装。那时的杨刚，从照片所见，短发，留有刘海，穿着长裙恤衫、打着领带的学生装，满脸笑容，一副朝气勃勃的样子。

　　与林源由师生之爱，进而革命之爱、恋人之爱。但林源太忙了，没有多少时间与杨刚相处。一九二七年七月，国民党清党时，林源人间蒸发，传被反动分子抓住，用麻袋裹着扔到长江去。当杨刚知道“日思夜念的人惨烈的遭遇后，曾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呼唤着他，那是她最纯真的爱的寄托。她也多次想着他仍然活着，并发誓永远的等他，十年，二十年，即使从少女到白发老妪，也在所不悔。”蔡登山如此描述。有何所本，还请蔡先生告我。

　　第二段恋爱，是一九二八年，杨刚加入共产党，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期间，结识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郑侃。性格豪爽的杨刚，面对热烈追求的郑侃说：“你真的爱我吗？我有我的志向和追求，又有男人般的豪爽性格，我可不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啊。”郑侃说：“只要你答应我，接受我的爱，这就是我的幸福，别的我不计较。”

　　终于，他们在一九三二年秋共谐连理，翌年诞下女儿郑光迪。当卢沟桥炮声响起，要奔走革命的杨刚，被迫把女儿寄养于燕京大学包贵思教授家里。杨刚果非贤妻良母，她和郑侃在性格、气质和信仰追求上，完全不同，婚姻裂痕渐现。她说：“这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不允许我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允许我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平庸女人。”郑侃用讽刺的口吻回敬：“杨刚同志，我可敬的革命家，我知道在革命的天平上，我的分量比你轻，但你不能在家里也总是想着革命，而不把丈夫、孩子放在心上。我请问，这样的革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终于，他们分手了。郑侃后来死于日机轰炸。杨刚在香港工作期间，传说与乔冠华关系很密切，但这只是传说而已。自此之后，杨刚把全副精神投进革命。可是，在反右时期，她那刚烈的性格终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不过我想，杨刚或得以逃过厄难，又怎会逃得过更为惨烈的文革？这个刚性的女子，“走”得对了。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黄仲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