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上午，路过上海市威海路755号的文新大厦的人会注意到，楼体拉起了一个醒目的大红横幅“祝贺上海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成立”，而大楼里，正举行着隆重的上海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到场的不仅有上百位出版界人士和各路媒体，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和副部长宋超都出席并进行了讲话。

这是一个怎样的事件，为什么人们熟悉的出版社要变成公司？且上级领导如此重视？

原来中国正表现着空前的力度，一场涉及全国五百多家的出版社改革正在高层的力推下迅猛陆续展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定下了改革的时间表：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发展，那将是怎样的变化？

一元变多元：形成产业链

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桂国强说：“这次改制最大的变化就是在产品结构和产业机构上，过去，出版社主要是做书，现在书只作为产业链中的一部分，我们要开发与书相关的衍生产品，扩大产品范围。说实话，单单纸质出版已经不是朝阳产业，必须要拓展，包括涉及新媒体领域。”

从这次揭牌仪式上也可以看出，文汇出版社有限公司与8家单位分别签署了9个合作项目，与夏普商贸（中国）有限公司合作，是准备推出手机小说；与盛大文学合作，是把他们优秀的网络文学引到纸质出版上来；与北京世纪卓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是建立文汇品牌书店，推动网上销售。

桂国强还介绍，在产业结构上，他们还准备进军艺术品收藏领域，为艺术家出书，进行作品合作，把一批优秀艺术家纳入旗下，然后相关联开拓拍卖领域。

他们也想尝试影视行业。因为当年《雍正王朝》图书促成了影视，然后影视反过来又拉动了图书销售，这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另外，他们还计划涉猎会展、广告等行业，这样形成一个产业链。

桂国强通过研究海内外出版经验得出：“如果产业单一是很不安全的，其实，主业高于50%就有些危险了。出版业确实已经出现了瓶颈，固守阵地是观念落后的表现。只有拓展出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出版社变公司：图书更优质

出版社变公司了，很多读者会担忧，图书的品质会不会下降？

因为通常意义上理解，公司都是惟利是图的，怎么会扎实、认真、耐心的做厚重、文化品味高、但受众少的的书呢？有人认为出版产业化可能导致出版单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降低出版物的文化含量。

桂国强董事长对此进行了解答：“以往出版社没钱，想做有些理想的书，但是没强势的资金能投入去做，但是企业化后，拓展的衍生产品往往盈利高于图书，这样可以用盈利所得反哺图书。比如哈利•波特这种畅销书，版税很高，一般出版社承受不了，但是出版社若能依靠其他产品所得的钱就可以大模大样的拿下了。更何况出版社企业化，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优胜劣汰，必然更加迎合读者的需求，其实对于读者是一件好事。如从产品本身，考虑读者的承受力，肯定在价格上更加贴近读者。”

以往出版社在说到经济效益的时候，总是先提社会效益，担当社会文化传播、普及以及教育的大任。现在企业化了，还要不要顾社会效益了呢？

桂国强告知读者：“出版社有限公司毕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还是要兼顾社会效益的。如我们30卷本的‘海派文化丛书’是上海开埠以来通过图书对海派文化最大规模的一次全面展示。这套丛书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图文并茂，是一套新颖的研究上海介绍上海的书籍，全套将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前出齐。另外，我们正计划出版一套文化界深层反思的书。”

文汇出版社于1985年5月由文汇报创办，1998年转由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他们曾推出一系列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书，如著名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与文汇出版社签订“打造产品链”授权合同，首次以自选集形式在中国大陆出版其系列作品，其最新力作《紫阳花日记》也交给了该社。此外，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惆怅》、章含之女士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王安忆女士的《遍地枭雄》等著作，以及《绝版晚清系列丛书》和另类历史系列丛书等在业内和读者中都具有较好的口碑。

社长变董事长：压力激情并重

原来桂国强的身份是社长，现在是董事长了。桂国强承认：“压力很大，最主要的是资金怎么用？怎么增值？为此曾经考察了很多地方，如辽宁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很受启发，安徽出版集团收购了旅行社、医药公司，这都是很有发展的行业，这样赚回来的钱再做图书，余地大很多。虽然有压力，但不是心里不踏实，压力可以转动动力，坚持一业为主、多元发展的道路，不断摸索吧。”

从桂国强激昂的声调和严谨的陈述思维逻辑看，他还是充满豪情的，纵然前方风雨兼程，他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上级领导主张我们要多与民营工作室合作，多融合、整合。我们打算通过股份制，把现成成熟的团队收购进来，没必要专门培养人。”

这几天，桂国强很忙，每天不断有人来找他，寻求合作，有的想参与股份，有的想一起寻找出版亮点。看样子，他要忙一段时间了。

事业变企业：有人欢喜有人忧

在一般人的眼里，出版行业是个诱人的行业，不用坐班，舒服，自由，是有文化的铁饭碗职业。往往上班时间找出版社编辑，对方回答，我今天不在社里。还有逢节假日，正常休七天，编辑们往往可以休十多天，让朝九晚五的人羡慕煞。

因为是事业单位，即使效益不好，但是仍然能够苟延残息。改制之后，这样的情况将一去不返。

“肯定有人不理解，这是正常的，任何改革都是打破常规的，不可能谁都理解，若谁都能理解，就不是成功的改革了。”桂国强说。

“这次改制，在人员安排上，职工将彻底告别事业单位职员工资制度，代之以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我们尽可能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是三五年之后，适者生存由自身了。所以这次最大的挑战，是观念的转变，因为整个业态发生了变化，国家包养变成了市场打拼，加上新媒体的引入，逼着你不得不告别优哉悠哉。在薪酬上，固定工资将缩小，弹性工资将增大，策划编辑与加工编辑分开，鼓励他们自己寻好的选题，策划好书，收入随着相应增加。”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编辑说：“改制，我当然开心了，因为过去我们拿着平稳差别不大的工资，即使你做出畅销书，也比别的编辑多拿不了多少，没什么劲头。我们非常羡慕社会上那些民营出版工作室，能干的，根据所做出的畅销书，有的一年能拿三四十万，甚至有更多。完全是市场化，只要你能做出畅销书，随着书的销售，你的收入跟着上升，上不封顶。这样才能激发编辑热情和激情。”

但是，能干的人毕竟不是大多数，对于有些人，平日舒服惯了，肯定不适应竞争的日子，若是平庸，那收入也平庸了，甚至更低，所以必然有人不开心了。

“私生子”变亲兄弟：市场被激活

这次大变革一方面是把出版社推下了海，让他们到市场经济大海中自生自灭，另一方面肯定了民营出版企业的地位，鼓励要引导他们健康发展。这意味着民营出版企业将走出灰色地带，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

以往民营出版企业宛如“私生子”——没名分，即使再能干，做出了很多畅销书，但不能名正言顺的出书，只能与“嫡生”的出版社合作出版，前期工作都是你做的，出版社给你戴个可以露脸的帽子——书号。

如在上海民营出版企业中做的较好的上海青马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钟擎炬在法国生活多年，目睹这个世界时尚中心舞台上的潮流交替，对于“品味”二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回国后投身出版行业，2005年在上海创办青马文化，创业之初，公司即推出介绍女性美容美体的Me系列图书，最著名的就是大小S及“女人我最大系列”等。他们的都市绘本主打书籍有“弯弯系列”和“高木直子系列”，很受白领和学生喜欢的很有名的就是台湾漫画作家弯弯的《可不可以天天出去玩》。

但是即使他们做出多少成绩，读者却不一定认识幕后“做嫁衣”的他们，因为在出版的图书上，封面和封底是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的，只有版权页上，在编辑的位置后面，策划栏中有“青马”的LOGO，很不明显，一般读者是不会注意的。

如今，顺着出版社转制的东风，民营出版企业地位上升，相当于“嫡生”与“私生”的关系转变成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关系了。

桂国强说“对于民营工作室来说，这是机遇，充满挑战性，出版社企业化后，整个市场被激活了，春秋战国，有的就会成长起来，有的就会被淘汰。”

“青马”市场部经理屠菡说：“比起北京，上海的环境相对安静，工作室也不像北京那么多，关于改制以及工作室地位的上升，我们公司还没有大动作，基本是看和听为主。最直接的观感是在季风书店看到拉什迪的新书，这是民营出版企业共和联动公司和凤凰出版集团的首次合作，没想到一出版就是如此重量级的拉什迪作品。这给我们一定的希望和启发。”

看来，出版社变公司了，被激活的是一个广大的竞争市场，受益的必然是读者。文/刘智慧